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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票号成立的时间
作者:张正明      来源:www.tydao.com     更新时间:2018-8-12 11:37:55     浏览次数:2872次

  山西票号具体成立的时间,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,这些看法主要有:

  一、明末清初说。据陈其田《山西票庄考略》转引《中国经济全书》称:“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(亢)氏。清初,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,不利败走时,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,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,康(亢)氏忽拾得八百万两,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,特创票号,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。”近人徐珂《清裨类钞》称:“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,及死,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。”

  二、康熙朝说。李华教授认为:“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,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,可以肯定不会太多。”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:一是据何焯《何义门先生集》所载,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,因生活窘迫,曾将“一应冬衣,俱当在对门当内,因皮钱尤重”,赎不回来,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,使其“先赎皮袄”。又据康熙40年《康熙南巡秘记》载:“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,须时敏亲自料理。”

  三、乾嘉时期说。民国十二年出版的《晋商盛衰记》称:票商经营,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,“创始放前清中叶,当乾隆、嘉庆间”。李宏龄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称:“溯我票商一业,创始放前清康熙、乾隆时代”。范椿年《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》称:“雷履泰、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”。

  四、道光初年说。陈其田《山西票庄考略》称:“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,因为地方不靖,运现困难,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,起初似乎是在重庆、汉口、天津间,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。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,兼营汇票,替人汇兑。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(1831)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,专营汇兑。”

  笔者以为,会票(汇票)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称:“钞法之兴,因于前代,未以银为币,而患钱之重,乃立此法,唐宪宗之飞钱,即如今之会票也。”所谓“飞钱”,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,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。当时商业发达,钱币携带不便,加之钱币缺乏,各地方又禁钱出境,各地在京师的商人,便将售货所得之钱,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,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,由机关、商号发给半联票券,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、商号。商人回到本道后,合对票券取钱,此种票券即称“飞钱”。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“飞钱”的会票,开始写作“会券”,后来写成汇票,近人卫聚贤先生说:“汇票亦名会券。”(卫聚贤《山西票号史》)到乾隆时,还出现了期票形式,据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068载:乾隆四十二年(1777)十一月,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,于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四月初到达苏州,共卖得银128000余两,因犯禁被官府查禁,在船上“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,其会票期票所开,亦止四万六千余两”。(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068,乾隆四十三年十月)由此可知,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。会票如前所述,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,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。会票种类的发展,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。但是从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和这条史料所载,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,在票号未出现前,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。那么,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?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,难以为凭。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,值得重视。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,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,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,而且《康熙南巡秘记》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。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。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。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,一般没有多少异议。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,众皆效尤,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,迅猛发展起来,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。笔者以为,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,暂且可以存疑。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,具有连带性。所以,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,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。关于日升昌票号,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。李氏原籍陕西汉中,元代仕官山西后,落户达蒲。据说,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。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,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。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,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。当时,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,又因自然灾荒不断,社会很不安定。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,不仅费资费时,而且极不安全,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,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,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。取名为日升昌,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、繁荣昌盛之意。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:

 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
 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

 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,可能在道光初年。据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《重修仙翁庙碑记》捐银商号名单中,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,名列榜首。(李华《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》,《重修仙翁庙碑记》,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)但是到道光十八年(1838)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《颜料行会会馆碑记》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,(李华《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》,《颜料行会碑记》,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)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。嘉庆只有25年,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(1819)之后,道光十八年(1838)之前。又据道光八年(1828)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: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,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,银达数百万两,“俱系会票往来”。(清档,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)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,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,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。再者,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(1844)所立之碑,碑文刻捐助者有“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,雷履泰捐银四十两”。(卫聚贤《山西票号史》)可见,雷氏此时尚健在,但已是74岁了。而道光八年(1828)前雷氏正是50多岁,年富力强,阅历深,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,是完全可能的。因此,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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